郝点亮专题调研西山煤电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有一位妇女提到自己的丈夫已经去世，儿子还小，如果有人欺负，没人可找帮忙，家族里的人也不来帮忙。

[27][英]休谟: 《人类理解研究》，关文运译，商务印书馆1974 年版。陈景辉先生指出，实践理由这个概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性化的效果，正是避免因观念分歧引发社会分裂的基本条件[13]。

法律与社会科学研究从本质上属于一种交叉学科的研究，因此它的优势在于可以跳出传统学科的划分和思维定势。在陈文看来，法律的纯粹性始终是法理学问题的成人礼，证明血缘正统性是一个紧迫的任务。哈特所谓的最低限度的自然法或者普遍道德原则不过是一些事实，而不是价值，在坚持事实与价值分离的现代立场上，他坚定地站在事实之上，甚至将事实作为价值的基础[26]。诚然，缺乏真实性绝对不会使理论无效，它是理论的必要前提条件。[9]侯猛: 当代中国大学理论科学的知识变迁，载《法商研究》2006 年第5 期。

形式主义可以成为实用主义者的策略，而不仅仅是修辞[28]。基于以上分析，休谟问题，即归纳如何可能或者用实然推导应然的问题，就得到了一个经济学的合理解释。并认为如果将这种偷盗行为视为孝子之行，实质是承认了斋为盗本，佛是罪根，从而也就否定了神明、曲解了孝心。

本文欲通过分析以往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野，阐述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法的必要及今后研究中所应注意的一些问题。中国虽然有弃婴的事情，但是它的人口却天天在增加，所以需要有辛勤的劳动，使土地的生产足以维持人民的生活。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完整地认识中国传统法，并发掘本土的法资源以贡献于世界、以贡献于未来。刘海年、马小红：《五十年来的中国法制史研究》，载《与时俱进的中国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中国传统法的价值体现于对道德理想的追求中。于是所谓条教部勒者荡然矣。

但奇怪的是批判并未因其远离而减弱。  二、比较法研究方法的缺陷 比较法研究是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可以分为微观的比较和宏观的比较，《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Concies Encylopaedia Britannice）对微观比较法研究和宏观比较法研究的解释如下： 前者的目的在于分析同一法系的各种法律。但我们还应该认识到这一百余年，我们始终未能摆脱以国势强弱论文化优劣的束缚，而这一点在对中国传统法的研究中表现尤为突出。其孝心于礼应与旌表，而其盗行于法应受惩罚。

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法的发展模式过去不是、现在与将来也不应该是唯一的。三十年代有学者将中国古代法分为刑法总则、刑法分则、民法总则、民法分则[16]，而我们今天的一些教材和专著更是将古代法分为民法、刑法、经济法、行政法[17]等等，用现代法的分类分割古代法，用古代法的某些资料傅会现代法的内容或作为现代法的渊源在今日的学界已经蔚然成风。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

要客观、系统地考察法的发展规律和模式，仅以西方古代法的资料为依据是远远不够的。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

就如同我们现在无法指责古代社会没有现代工业、现代技术和网络一样。孟德斯鸠这样定义民法：社会是应该加以维持的：作为社会的生活者，人类在治者与被治者的关系上是有法律的，这就是政治法。

其来自司法实践，经过一定的文辞修饰作为考核、考试或准备应考的练习题的内容而出现。中法重实体，西法重程序。作者一句中国古代法律只是‘刑律便轻松地、毫不负责地将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法律典籍所反映的法律的种种现象一笔勾销。行盗理合计赃，定罪须知多少，マ既无定匹数，不可悬科。学术的发展总是与时代息息相关。那些不以礼而以刑治国的君主们，就是想要借用刑罚去完成刑罚的力量所做不到的事，即树立道德。

回眸数千年中国历史，法从未像百余年来这样被人关注、给人以期望，但不可否认的是，法也从未像百余年来这样在人们的观念中纷乱不一、理论与现实脱节、立法与司法抵牾。如果说这些偏见和误解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是为时势所迫，不得不为的话，那么如今的误解和偏见则是囿于成见和习惯，不自觉而为之。

梁启超这样比较了中西法的不同： 秦汉以来，此学中绝，于是种族日繁，而法律日减，不足资约束。中译本版本说明：Francois Quesnay：DESPOTISM IN CHINA Paul Anderson Company San Antonio，Texas，1946 本书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保罗？安德森公司1946年英译本译出。

中国古代法律只是‘刑律颠倒了中国古代‘刑律只是法律的一种这一历史的真实。译者关于译本的简单说明中又言：在我国《论法的精神》曾有过日本人何礼之，我国人程柄熙、张相文三人合译的汉文文言文译本，题为《万法精理》。

[25] 参见《康熙字典》。事理日变，而法律一成不易，守之不可守，因相率视法律为无物。  三、研究视野方面的不足 中国传统文化以和谐为最高追求。[12]显然，梁启超的文明标准是西方的繁备且公的法，因为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的原因是西方自希腊、罗马时便法律日益发达，而中国自秦汉以来法律却日益衰败。

[8] 对历史和传统的误解和偏见不仅有碍于学术的发展，而且有碍于我们对历史传统所应有的自信。《后汉书？陈宠传》载陈宠言礼法关系： 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

[美]明恩溥著、匡雁鹏译《中国人的特性》，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参见《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册，第1226-1227页。

[15]这种对古代法体系、道理的言简意赅的论述，缘于对古代法及产生古代法的文化的透彻理解。和谐是在矛盾中的和谐，是动和静两个方面的和谐，和谐抑制了争讼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为了长久的和谐，地方官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理讼断狱中。

礼浸透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而西法重规范以示公平，同时格外用力发挥法的积极作用。相反，法律若违背了道德就会引起人们的非议，甚至是执法者的抵触。[7] 《饮冰室合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而中国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20] 《论法的精神》上册，第313、314、316、317页。

取舍二途，若为科结？ 这一道判问显然涉及到礼与法的关系。政府要时时刻刻关心，使每一个人都能够劳动而不必害怕别人夺取他的劳苦所得。

我们也就愈难发掘传统法的精华和真正寻找到法的传统动力。[14]再看程树德作于1926年的《九朝律考》对中国古代律历代相袭的精辟概括：九章之律，出于李■《法经》，而《法经》则本于诸国刑典，其源最古。